寿蓓蓓
接医院通知，因拖欠药费，17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宋鹏飞将于5月份断药，对他来说，断药几乎意味着等死。
目前，宋家三口租住在北京丰台区的一套两居室内。宋鹏飞正是“叛逆”的年龄，本来就与父母话少，现在他紧闭房门，一间3米长、3米宽的小屋几乎是他的全部生活空间，他每天在这里吃饭、吃药、看电视、睡觉、早晚各做30个俯卧撑，这样的日子还会持续多久，他也不知道。
记者看到，宋鹏飞从所剩无几的药瓶中倒出4颗胶囊状的药，不仰头直着就咽了，他说：“以前每顿饭后吃11颗药，嗓子眼儿都撑大了，味道像吃粉笔。”
宋鹏飞说：“现在我不想将来了。”他过去的理想是“搞电脑”。如今，他有了一台自己的电脑，是采访他的新闻单位送的。为了省钱，宋鹏飞只在午夜12点以后上网，他对记者说，上网是去看“跟艾滋病有关的事”，而春节后就没再上网，因为“太贵了”。
父亲宋希善因单位临汾纺织厂效益不好提前退休，已一年没有领到退休金。在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简称二院）于今年3月支付房租之前，头3个月的房租都是好心人垫付的。
大年初三是宋鹏飞的生日，这天晚上，父亲和母亲躲在屋里流泪，鹏飞推开门说：“别哭了，实在没人管，咱们就回老家住窑洞吧，我天天去放羊，羊总不会嫌弃咱们吧。”
母亲张惠几次欲从天桥上跳下去寻短见，被人拉住。宋希善爱怜地望着妻子，对记者说：“半夜睡觉的时候，她突然坐起来抽自己嘴巴，我都假装不知道。我们的眼泪已经流干了。”
据父亲宋希善介绍，1998年2月6日，宋鹏飞的腿被随手扔在沙发上的剪子尖扎了个小口儿。宋希善把孩子送到二院，医院建议动手术。
2月18日，主治医生王赵虎提出，手术前先给孩子输300毫升血，并说：“中心血库的血陈旧，也太贵，干脆让李长胜马上叫个A型血，抽点新鲜血给孩子输上更好。”
几分钟后，血头李长胜就带来一个17岁少年，宋希善问：“你这么小卖血，身体受得了吗？”少年（华红兵）回答：“经常干，没啥事。”
医院只核对了血型，没有对华红兵进行检疫化验，300毫升鲜血便输入宋鹏飞体内。手术中，宋鹏飞动脉血管破裂，华红兵又给他输了1050毫升血。
几天后，王赵虎建议宋鹏飞转院，宋希善把儿子送到北京304医院。
2月28日，304医院通知，宋鹏飞在常规验血中发现有传染病，要求立刻出院。当晚，一家人在走廊里靠了一宿。
第二天，医生告诉宋希善，他的儿子感染了艾滋病毒。宋希善对记者说：“我的脑子就跟炸了一样。”
宋希善告诉儿子患的是肝炎，但在北京地坛医院，宋鹏飞看到床头病历上写着“HIV阳性”，他从来不向父母、医生提及艾滋病，只有一个念头“想死”。
宋鹏飞低头捏着细细的手腕对记者说：“还没那勇气，怪疼的。后来再一想，我还没活够呢。”
3月23日，因为没钱继续住院，一家人回到临汾老家。
临汾市二院的院长及医护人员前来慰问，但他们戴着一次性口罩、手套，临走时全都扔在宋家门口，消息顿时在村里传开——宋家小孩得了艾滋病。
二院答应为宋鹏飞支付鸡尾酒疗法每年所需的13万元药费，律师亲赴山西催款，拿到支票后，银行却说无法兑现。
几经周折，宋希善终于拿到第一年的药费回北京继续住院，宋鹏飞腿上的淋巴已肿成3个核桃大，每毫升血液中的病毒高达40万个。
1998年5月5日，他在北京地坛医院开始接受美国鸡尾酒疗法。奇迹发生了，仅一个多月就检测不出病毒了。
6月，药费全部预付出去，宋鹏飞第二次被迫出院，至今欠住院费8000余元。
这次，他们有家难归。对门的邻居堵在门口骂：“快死了的，怎么还回来？”房后的邻居则搬了家。村里近百人聚到市政府，要求“不许艾滋病回家”。宋希善带儿子躲到邻村的姨家，刚进村，村长就跑来对孩子说：“你赶快走，这儿的蚊子咬了你，再咬别人整个村就完了。”
他们只好从外面锁上大门，晚上悄悄走小门回家。
张惠捧着儿子的“护身符”来到学校——北京艾滋病监测检验中心证明宋鹏飞“在日常生活接触中不会传播给他人，建议准予上学”。她希望通过孩子正常上学，能使村民接纳他们回家。校长说：“过两年等学生都毕业了再说吧。”
7月初，临汾市将召开党代会、人代会，二院送他们一家到北京租房住下，交了半年房钱，从此不再露面。有关领导直言不讳：怕你们对会议有影响。
今年3月，华红兵来北京看望宋鹏飞，他问：“我的血把你害了，你恨我吗？”
鹏飞说：“我不恨你，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临汾市医院和卫生局管理不好，是上级领导的责任。”两个孩子抱在了一起。
宋鹏飞对记者说：“他是为了谋生才去卖血，如果他血里没毒还救了我一命。我恨，就恨那些还不给我解决问题的人。”
华红兵16岁时开始卖血，1997年10至11月不到一个月中，在五一路临汾市血站卖血约15次，直到该血站被查封，他由血头“保管”的卖血钱统统被卷跑了。
那所被查封的血站实为地下采浆站。华红兵记得，血站从未做过病毒检测，每次抽血400毫升，把所有的A型血混在一起提取血清，再把剩下的血注射回几个人身上。正规的血站没有这种回输程序，华红兵应该是在这期间感染上艾滋病毒的。
1998年2月18日，李长胜领华红兵到二院卖血，这已是第2次了。华红兵说，输血1350毫升，1350元的卖血钱他只拿到一半，李血头告诉他，还要给医生护士们辛苦钱。
不久，华红兵因盗窃被拘留。同时，公安部批转山西公安部门追查血源。根据血头提供的线索，华红兵在看守所被找到了，并查出他确为艾滋病毒携带者。一名刑警当即摘掉他的手铐用酒精消毒，释放了他。
华红兵回家呆了半个月，发现所有的亲朋、邻居都不来串门，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他说：“我恨死血站血头了，可我去告谁呢？现在连我爸打工都没人要了。”
77岁的血头李长胜感到委屈，在看守所，他隔着铁栅栏对记者说：“按道理，大夫找的我，该由大夫负责，而且化验室没有做体检，我仅仅是个跑腿的，又不懂啥叫S病，也不知道卖血的有没有病。梅兰芳唱得好，我是打旗的。”
李血头是卖血出身，卖了20多年血，最高记录一连四天辗转四地卖血2800毫升，直到一头栽倒在二院的洋灰地上。李长胜50多岁时一次体检不合格，“二院嫌我岁数大，我就下来休息”。
因为他认识的卖血人多，而且就住在二院门口，常有大夫手术用血时找他，也有卖血的找他。
李血头说：“二院内科、外科、妇科、化验室都来找我，数曹诚找我最多，从他当大夫、升主任、后来成了院长。”
二院看门、看车的也是血头，用血程序是这样的：老李等人不在，就叫家属自己找卖血的，家属找不来，才去血站买血。
李长胜说：“大夫责任大，关一两个月就出去了，把我关这儿一年多，将来人们说，老李死在监狱了，没杀人放火，就因为帮医院找了个人，我冤哪。”
大夫王赵虎也很委屈，他说：“二院用血没有制度，这种输血方式在二院是正常的，我们从分配到医院就沿用这样的输血方法，是院办授权我们这样做的。我是主刀，不是主管，我的职责中没有血液管理这一项。领导工作没做到位，怎么找临床工作人员的问题呢？”
“干活儿的不如不干活儿的。事件一出，我父亲也疯了。”王赵虎说不下去了，咳了一声，脸扭到一边。
院长曹诚于事发前一个月退休，他对记者说：“我已经不当院长了，不当院长有啥责任？快退休的院长不值钱了，当时的班子就是个凑合班子。”
曹诚被处以行政记大过一次。他对记者说：“我确实没有认识到后果，当是沿海才有艾滋病，谁知道咱这儿还有这种病啊！这一事件不能说明其他地方不这样采血，责任不应该归在某个人身上。”
临汾市卫生局医政科科长郑佩杰称，1997年省里曾计划统一检查一次医院交叉感染问题，结果省里没有来，卫生局也没下去，“医院有医院的领导班子，卫生局不可能深入到医院科室去查。”
1998年10月，临汾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认定“二·一八”事件为“三级医疗责任事故”，这是最轻的级别。鉴定书上写道“病人术前及术中共输血1350毫升均由供血员华××一人提供。后经检验华××血液为HIV阳性，可能由输入华××血液引起”。
与此同时，北京地坛医院要求在1998年11月15日之前预付下一年的医药费用15．2万元，强调“该药不能中断”。
然而，二院坚称，只有在宋家承认医疗鉴定、并保证不起诉的前提下才能谈及医疗费问题。中国消协曾计划将此事列为3·15十大案例，被当地卫生部门到京劝阻。
在卫生部一再敦促下，3月，临汾市卫生局及二院与宋家谈判，一度提出如果保证不起诉，可一次性支付100万元。
宋希善根据每年医药费15．2万元，按平均年龄70岁计算，53年的医药费逾800万元，加之生活费、在京安置费、精神赔偿等，索赔总额为1300万元。
院方表示难以接受，宋希善又提出，暂将医药费计算为15年，生活费按20年计算，总额为300万元。终因双方要求差距太大，目前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宋希善表示，目前不打算打官司，“我们连起诉费都交不起，再说就算拖几年判下来，也不一定能执行。”
据悉，政府部门正在积极干预，争取妥善解决。
据临汾地区检察院检察官段太平介绍，宋鹏飞转院到北京后进行常规检查发现被感染纯属偶然，一般来讲，医院临时通过血头找血，患者手术后没有反馈，因此到底有多少人感染是个未知数。
据透露，就在宋鹏飞输血的同时，在另一张手术台上，刚刚退休的曹诚主刀为一名女患者进行大切除手术，李血头领来的另一个孩子为其输血。这个孩子与华红兵一起卖血、关押、查出携带艾滋病毒。一位院领导说：“亏得人家没追查。”
1998年3月4日，即宋鹏飞被北京市艾滋病监测中心确诊感染艾滋病毒的第一天，受聘于乔李镇卫生院的曹诚为24岁的李富胜操刀手术。
据李富胜的父亲介绍，他是看到乔李卫生院张贴在村里的广告后，冲着曹专家慕名求医的，手术前，曹专家对李父说需要输血，“从城里托人带一个人来，专门给你儿子输血，需要多少血能抽多少血，这样方便”，于是从二院领来一个人，给富胜输血800毫升要了800元。
手术后，怪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李富胜莫名其妙地发烧一个多月，这期间传来宋鹏飞在二院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消息，“看那些大夫吓得不行，也不敢讲啥是艾滋病”，李富胜的家属提出转院，两位院长和曹专家却死活不肯，开始给李富胜用一次性的针管，也不告诉打的是啥针。李父说：我不给药钱。院长变得非常大方：没钱不怕，到药房里开啥药拿啥药。
父亲带李富胜到临汾地区医院检验了全部5个项目，其中不包括艾滋病毒检验。李富胜渐渐不发烧了，似乎与常人无异。医院也不说让走，也不说要钱，李父就带儿子回家了，说：“如果医院把病情、病历写清楚，我一分钱也不短。”至今，医院也没来追讨3000多元的欠款。
手术半年后，李富胜接到一封落款“好心人”的信，称“你三月份在乔李医院做手术中用了艾滋病人的血，请你快到太原、北京大医院检查确定以便及早治疗，以免造成生命危险。”
李父解释说，没去检验的主要原因是怕麻烦，太原、北京路途遥远，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而且富胜的症状基本消失了。
乔李卫生院法人代表贾随保坦言，是在二院通过血头找的血源。问及为什么不去血站买血，院长霍益民说：“上一级医院怎么干，下一级医院就怎么干。”
记者在发稿时获悉，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副主任邵一鸣博士以个人名义为宋鹏飞担保了5月至10月的药，他说：“鸡尾酒疗法不能中断，药费应由造成他感染的医院继续支付。”
